“功崇惟志，業廣惟勤”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它的出處，是《尚書·周書》中的《周官》篇。
《周官》篇，它是周公在消滅了殷商殘部以及淮夷的叛亂，回到都城豐邑，代表周成王向群臣宣布的關于本朝職官制度的誥令，所以叫《周官》。《周官》除了對官職設立的理念進行說明外，還對一些重要官職的責任范圍進行了規定，也對各級官員如何履行職責進行了訓誡，立下了一些直到今天仍未過時的政治原則和規矩。“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意思是功高由于有志，業大在于勤勞。以此勉勵群臣，要樹立遠大志向以及勤勉為政的態度，如此才能恪盡職守、不辱使命。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這句話的出處和背景就是這樣。這句話無疑是一個真理，即想要建立一番功業，既要有高遠的志向，同時也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志”與“勤”二者，缺一不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將腳踏實地。
周公本人就是這句話的最好踐行者。周公之志是什么？雖然他沒有集中地表述過，但綜合《尚書》中他的所有言論，還是可以明確地感知到的，那就是承繼父兄的理想，將周朝建成一個長久的仁愛之國。他的所有行動都是圍繞著這個志向展開的。為了這個志向，他夙興夜寐，鞠躬盡瘁，付出了恒久而不懈的努力。他勤政到什么程度？一個典故“吐哺握發”，把這其中的艱辛說得明明白白。當年他的兒子伯禽代他到魯國受封，臨行時，他告誡伯禽說：“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意思是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算是很尊貴了。但我洗一次頭要好幾次握起頭發，吃一頓飯要好幾次吐出口中的食物，起來接待到訪的士人，就這樣還怕失掉天下的人才。你到魯國去，千萬不要因為自己擁有國土而輕慢賢人。正是因為付出了如此的辛勞，他才建立了偉大的功業。他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歸結起來就是三樣：軍事上，他在周王朝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二次克殷，統一東方，維護了國家的安定；政治上，他確立了以宗法制度為核心的嫡長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他制禮作樂，確立了此后中華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文王、武王、成王是周朝的元首與象征，但周公才是這個王朝的靈魂與支持系統，周朝能有八百年基業，并對后世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周公是其中的關鍵人物。正因為如此，孔子對周公極其崇拜，將其視為人生偶像，一生都以恢復周禮作為自己的崇高志業。后世儒家將周公稱為“元圣”，地位比孔子還要尊崇。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夏曾佑說：“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
《周官》所講，是為政的道理。但“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的適用范圍，卻不僅僅局限于為政。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要想做成，都離不開“志”“勤”這兩樣，即使文學藝術這種最需要天分的領域，同樣也是如此。比如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曹雪芹進入長篇小說創作領域，是有著自己明確的美學志向的，這個志向，就是他在《紅樓夢》第一卷中說的，要“令世人換新眼目”。為此，他付出了“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努力。寫成之后，回味這其中的艱辛，他又有一首詩：“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無論周公，還是曹雪芹，都是古代的例子。但這絕不是說，“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格言，在今天已經失去了意義。恰恰相反，在當今這個時代，“志”與“勤”對于真想做成一番事業的人來說，是更重要了。因為要做成一件事的難度比以前并沒有減少，但現實生活中對人的意志品質的各種損耗性因素卻是大大增加了。在這個眾生喧嘩的年代，擁有“志”與“勤”，需要比以往更強韌的精神和自我提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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